文/西 篱
4月7日，长篇报告文学《南方智造——中国制造的新质力量》新书座谈会在广州举办。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工业题材始终是一块难以深耕的“硬骨头”。正如朱建华在《南方智造》后记中所言：“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坛的薄弱地带……单调的经济数据、呆板的管理制度等内容，让作家不愿涉足或望而却步。”（《南方智造》，第453页）这种长期存在的创作困境，与工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形成了巨大反差。国务院国资委原党委委员李寿生在该书序言中更直指要害：“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历来是中国文坛的薄弱领域，是文学创作的洼地。无论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一旦充斥枯燥的数据、刻板的管理表述，很容易落入‘车间文学’的俗套。”（《南方智造》，第5页）
《南方智造——中国制造的新质力量》封面。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朱建华历时三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南方智造——中国制造的新质力量》（花城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显示出特殊的文本价值。这部三十余万字的作品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场域，聚焦广州工控、TCL、顺络电子、广汽集团等十三家制造业企业，全景式呈现了中国制造向“智造”转型的艰难历程。本文试图从工业题材文学的当代困境、纪实文学作家的使命意识以及《南方智造》的艺术探索三个维度，评析这部作品在工业叙事方面的突破与贡献。
走出“车间文学”的困境：
工业叙事的当代挑战
工业题材文学的创作难度，源于其内在的认知张力。一方面，制造业的技术逻辑天然具有排他性——芯片设计、生物发酵、电化学腐蚀等专业领域的知识壁垒，对不具备相关背景的作家构成严峻挑战；另一方面，文学的本体要求却指向人的情感、命运与精神世界。如何在技术话语与人文关怀之间建立有效的叙事通道，是每一位工业题材写作者必须面对的核心命题。
朱建华的特殊经历为这一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他曾长期在国务院工业管理部门工作，“经常深入基层厂矿调研，深交了一大批企业家朋友，深谙企业管理之道”（《南方智造》，第7-8页）。这种跨界身份使他具备了“双重视角”：既能够理解技术研发的内在逻辑，又保持着文学写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敏锐感知。在《南方智造》中，这种双重素养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以企业家的个人命运为叙事主轴，将技术攻关的艰难曲折转化为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
以TCL创始人李东生的故事为例。作品详细叙述了2004年“蛇吞象”式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后遭遇的灭顶之灾：“亏损以每天50万欧元的速度递进，压得李东生寝食难安……体重足足掉了20斤，裤子全部要重新购买。”（《南方智造》，第139页）这段叙述没有停留于财务报表式的数据罗列，而是将企业危机具身化为一个中年男人的身体煎熬。更为动人的是李东生在深圳蛇口公寓彻夜写下《鹰的重生》的场景：“我深深感到我本人应该为此承担主要责任……我感到无比痛心和负疚……”（《南方智造》，第139-140页）技术并购的失败在这里被转化为一个关于责任、勇气与自我革新的精神叙事，工业题材由此获得了超越行业边界的情感共鸣。
这种以人物命运承载工业主题的叙事策略，贯穿于全书各个章节。广州工控集团旗下万力轮胎的改革故事中，总经理曹限东“连续93天没回过家”，“领导班子只领40%薪酬”的细节（《南方智造》，第58-59页），将国企改革的制度性命题还原为具体个人的牺牲与担当。概伦电子技术总监阎凤玉罹患结肠癌后仍坚持科研攻关的经历，则将芯片设计软件这一高度抽象的技术领域，具象化为生命与疾病的搏斗。这些叙事处理使作品在传递大量行业信息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文学文本应有的情感温度。
纪实的使命：
记录时代转折中的“中国故事”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文体，其独特价值在于对时代重大命题的及时介入与深度呈现。“讲好中国故事，感动中国、感动世界”——这实际上道出了纪实文学作家的核心使命：在历史正在发生的现场，以文学的笔触为时代存档。
《南方智造》的选题本身就体现了这种使命意识。当“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关键词之后，朱建华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理论动向，将“新质生产力”作为整部作品的主题统摄。他在创作谈中明确表示，这部作品是“中国第一部深耕新质生产力主题的长篇报告文学”。这种对时代核心命题的主动回应，体现了纪实文学作家应有的理论敏感与社会担当。
但《南方智造》的价值远不止于概念的文学化阐释。作品通过对十三家企业个案的深度书写，使“新质生产力”这一宏观理论获得了具体可感的经验基础。顺络电子的故事最具代表性。这家从深圳特区成长起来的企业，用了二十余年时间将电感元器件做到“中国第一、世界领先”，打破了日本企业在被动电子元器件领域的长期垄断。作品详细叙述了研发团队攻克叠层干法技术、公制0402产品等难关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细节尤为动人：当研发经理深夜突然想到新的工艺路线时，“兴奋地从床上弹跳起来”（《南方智造》，第164页）。这种“灵感时刻”的捕捉，使抽象的技术创新过程变得充满人的气息。
更为重要的是，作品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那些不易被量化的精神因素。萨驰智能创始人张赛龙的故事令人震撼。这位企业家经历了多次事业起伏，在中风瘫痪后奇迹般康复，并拿出自己的“养老钱”“活命钱”为企业输血。作品引用了他的人生信条：“宁做痛苦的人，不做快乐的猪”（《南方智造》，第188页）。这种近乎悲壮的企业家精神，正是新质生产力得以生成的主观条件。李寿生在该书序言中评价道：“作品对优秀企业家的精神特质给予赞扬，对制造业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南方智造》，第9页）这种对“人的因素”的聚焦，使《南方智造》区别于单纯的技术进步报告，而具备了精神史的意义。
作品还承担着另一重叙事使命：记录中国制造业在“卡脖子”困境中的突围历程。在美国对华科技封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自主创新已不仅是经济命题，更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南方智造》多处写到这种紧迫感。例如中海万泰篇章中，中国海油与民营企业合作攻克“璇玑”旋转导向钻井系统技术，被称为“石油钻井技术‘皇冠上的明珠’”。这种将企业个案与国家战略紧密关联的叙事框架，使《南方智造》超越了单纯的企业传记汇编，而成为当代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文学见证。
《南方智造》的艺术探索：
结构与叙事的创新实践
《南方智造》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同样值得关注。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由引言、十三个章节和不是尾声、后记构成，每个章节聚焦一家企业。表面看来，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合集式”结构，但其实有更深层的设计意图：“创造性采用章节之间既能够独立成篇又能串珠成线浑然一体的文学叙事手法。”（作者创作谈）这意味着，各章节并非机械拼接，而是通过主题的内在关联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这种结构设计兼顾了报告文学的两难需求：一方面，读者可以根据兴趣选择阅读单个企业故事，降低了长篇非虚构作品的阅读门槛；另一方面，十三家企业从不同维度共同诠释“新质生产力”这一核心主题，形成了复调式的叙事效果。广州工控集团的国企改革、TCL的国际化并购、顺络电子的技术突围、广汽集团的新能源转型……每一章都从一个特定侧面切入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合而观之，则构成了一幅立体的时代画卷。
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朱建华显示出成熟的控制力。他主要采用两种叙事视角交替使用：一是企业家的个人视角，以人物的命运起伏为主线；二是行业发展的历史视角，将企业个案置于更宏大的技术史与产业史背景中。这种双重视角的运用，在“摩尔定律猜想”一章中尤为突出。该章以概伦电子创始人刘志宏的个人经历为叙事线索——从北京到青海、从华南工学院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硅谷创业到回国发展EDA产业——个人的生命轨迹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史相互交织，既有人物的命运感，又有行业的技术深度。作品中插入的EDA技术原理介绍、全球产业格局分析等内容，在这种个人化的叙事框架中并不显得突兀，反而增强了叙事的层次感。
细节的力量在《南方智造》中得到了充分彰显。优秀报告文学的品质，往往取决于细节的饱满度与真实性。朱建华在采访中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这使得他的叙述具有扎实的经验基础。例如，顺络电子早期开拓日本市场时，“1005高频叠层电感产品，每颗价格从年初的0.18元下降至年末的0.05元”（《南方智造》，第158页）——这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价格数据，将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具体化了。又如，万力轮胎改革时期，车间里的变化被浓缩为“中层干部和工人一起蹲在地上修机器，领导班子和员工一起打包轮胎”（《南方智造》，第59页）的画面。这些细节看似微小，却具有强大的叙事能量，它们是工业题材文学得以摆脱“数据堆砌”困境的关键所在。
作品的另一个艺术特色是跨文类资源的吸纳与融合。朱建华早年从事小说创作，出版过中篇小说集，这种小说写作的经验在《南方智造》中留下了痕迹。部分章节的叙事节奏、场景描写、对话处理，都带有小说的特征。如广汽集团篇章开头：“这是2023年4月的一个夜晚，位于广州珠江新城的广汽集团总部——广汽中心大厦仍是灯火通明。”（《南方智造》，第421-422页）这种场景化的开篇方式，显然借鉴了小说的叙事技巧。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多处引入文学经典的互文。东鹏控股的命名源自《庄子·逍遥游》中大鹏意象；TCL章节则以“旭日东升”为标题，隐喻企业的浴火重生。这些文学性元素的植入，增强了文本的审美张力，使工业题材作品获得了超越行业叙事的人文厚度。
当然，《南方智造》也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十三家企业的叙事在篇幅和深度上并不均衡，部分章节的叙事节奏稍显急促，个别技术原理的介绍与文学性叙事之间的衔接尚有打磨余地。但这些并不影响作品的整体价值。
总的来说，《南方智造》充沛的激情、振奋激昂的风格，与壮丽的时代精神形成同频共振。该书的出版，为中国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它证明了：即便在高度专业化的制造业领域，文学依然可以找到自己的言说方式——关键在于能否在技术逻辑与人文关怀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叙事通道。朱建华以其跨界的知识储备、扎实的采访功夫和对文学性的坚守，完成了这一艰难的转化工作。这部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记录了南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时代进程，更在于它为工业题材文学如何走出“车间文学”困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正如作品在后记中所言：“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史诗的民族。”（《南方智造》，第452页）《南方智造》所书写的，正是这个古老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史诗。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一次重要突破，也为纪实文学如何回应时代命题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范例。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广东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一级作家）
